晋中兴，称王谢，一导而二安石，皆以不能恢复中原责之。窃以为过矣。当典午不竞以来，士大夫慷慨立事，志远而才短，否则清谈高视，漫不以世务介意。有人焉如导、安沉浮委折于群儿角逐之内，焉得不贤？然自王敦、桓温之徒，扰乱王室，其来也如归，其去也如寄。敦不病笃，导不敢称其死；温不病笃，安不敢缓其篡。江左之不亡幸耳，乃欲责之擒刘曜，枭石勒，醢苻坚，而轘姚苌，无乃过耶？按导以识量清远之资，识元帝于潜龙未用之时。在洛阳则劝其归藩，镇建业则劝其兴复。患难未除，则讨陈敏馀党以振起之；士论未归，则引名贤骑从以厌服之。勠力王室，不肯作楚囚对泣。去非急之务，行清静之政，置谏鼓，立谤木，使晋氏偏有东南，称制者十有一帝。导身相三君，每见亲任辅佐，中兴之功不可掩也。安神识沉敏，风韵调畅，渔弋山水而不以为遁，禁锢终身而不以为困。一旦居公辅之寄，任弼谐之责，镇以和静，御以长算，不存小察，宏以大理。戒秦任商鞅之弊，沮桓冲勤王之师。身退广陵，志在东山。安之出处本末，指不多屈。论中兴而数导、安，诚不为过。然尝怪导以得君行志之秋，委以大义灭亲之事，逆臣王敦近在门内，不以杀管、蔡之例为比，又从而纵臾之。导之踪迹，不可以缕数也。敦之举兵内向也，专以刘隗、刁协为名。人徒知隗、协二子与敦不相好耳。考其本末，则导初相元帝，亲近无二。及刘隗用事，渐见疏远。协崇上抑下，为王氏所嫉。敦既作逆，隗又请诛王氏。导之切齿二子，非特一日。则举兵而诛隗、协，不可谓非导之意矣。敦之录尚书事也，召周顗、戴渊问之，畏其人望，犹欲使为公辅。顗尝极力救导，导不知，故敦三问于导，而导皆不答。欲杀顗而滥及于渊，久乃自悔。则无罪而诛顗、渊，不可谓非导谋矣。温峤、陈敦逆状，敦深恨之，移书于导，以为太真别来几日，已作如此等事。明帝在东宫，敦欲废之，问及百官，声色俱厉。逆折奸谋，惟温峤一人耳。导与峤孰亲于敦，不闻有所正救。设使无故而废太子，导得以辞其责哉？此犹可也。王彬、王舒皆王氏之党也，彬尝数敦之罪，祸及门户，导实在坐，反欲使彬谢过。王含、王应既败，舒使人迎而沉之。自刺史而累迁，不过为会稽内史，封爵且不及焉，导之不乐于敦败明矣。夺祖逖之事权，谁实为之？知刘琨之死而不问，谁实纵之？以中兴风鉴自任，使天下之有志者皆不得志。导固本无反谋，而心之所欲，每与王敦、苏峻合。大抵导之遇事，往往多其私意，望其公正耿介，断不可得。是以明帝在殡，嗣皇未立，群臣议进玺于成帝，导受顾命，乃独以疾不至。其后舆疾而来，则卞壸实迫之也。成帝之逼迁石头，导实失其故节。其后遣人取之，曾无赧容，则陶侃实讥之也。郭默贼杀刘胤，导即以豫州赏之。其后斩默父子，始服公论，则陶侃实专之也。庾亮以帝舅执朝柄，趋势者多归之。导既不平，每有「元规尘污人」之叹。则苏峻之攻庾亮，知中朝之有隙也。亮之不为刘隗、刁协，适不与导谋耳。成帝每幸导宅，下车先拜，又拜其妇曹氏，受之不疑。侍中孔恒密表其非，可以愧矣。导闻之乃曰：「王茂弘驽疴耳，若卞望之之岩岩，刁玄亮之察察，戴若思之峰岠，当敢尔耶」？则卞壸之死于先锋，亦导之所不与也。孔恒之不为卞壸，适未有隙耳。元帝以敦、导、顗、协、渊为腹心，明帝以导、亮受遗诏，不杀不逐，导意不止。导为累朝大臣，官至司徒、丞相、太傅，权至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、假黄钺，爵至郡公，号至仲父，其他如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，给班剑鼓吹羽葆，皆非人臣所常得。坐视贼臣犯阙至再三，遂至蒙尘天子，陵辱妃后，其初始于争权，而其后乃至于党亲。苏峻之后，以为天下莫己若矣。每发一言，举坐莫不赞美，喜同恶异，不恤国事，文中子之所谓敬犹有遗论焉。谢安以简得名，故迹之着于外者犹有限。其望尘而拜温也，人或以为怯矣。其以壁后置人而却温也，人或以为勇矣。得捷书而不动声色，人或以为静。过户限而不觉折屐，人或以为躁。大要仕进之心，始于桓温之辟召；却敌之谋，亦出于玄琰之尝试。挟恩威则易掣肘，决胜败则难肆志也。王彪之之沮新宫也，得其道矣，安辞屈而犹或为之，不可谓服义。武帝之立精舍于殿内也，失其道矣，安坐视而不能止之，不可谓守正。然方之于导，犹在可贷。导之才实过于安，而其事之着见乃复若此。士大夫适遭其逢，固有幸不幸者。苟不出于己私，而以公道行之，始可以论幸不幸矣。

言传国玺者多矣，讫无定说。原其所由，则人主身自服之，非臣下之所常见，道听涂说，未免差误，传记杂录，易以湮没（原注：《旧唐·经籍志》有纪僧真《玉玺谱》一卷，姚察《传国玺》十卷，徐令言《玉玺正录》一卷，而僧真、姚察之书久不传矣，《馆阁书目》中亦无徐令言《正录》，而其说或亦谓之《玉玺谱》，间见诸书。唐章怀太子注《后汉·光武纪》，已用其说。今仅有蜀本《朝士谈》一书，乃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，其叙玉玺事颇详，最无依据。）。士大夫所传已无依据，又以徐令言、李石之说参于其间，尤更牴牾（原注：令言信《北齐书》之说，谓永和所得之玺，即秦玺也，与《晋纪》不同。又谓侯景既败，侯子鉴盗其玺，走江东，惧追兵至，投诸佛寺，为栖霞寺僧永所得。陈永定三年，僧永死，弟子普智奉献。陈亡，玺传于隋。不独晋非此玺，而陈隋亦无此玺矣。李石信《晋阳秋》之说，谓晋孝武太元十九年，雍州刺史郤恢得玺于慕容永，乃送建业。不独晋不得此玺，而永之崛起，亦无得玺之理。语在《永和玺》注。）。正史所载亦多不同，若不因本朝绍圣间此玺再出，士大夫以纸出之，当职官手自摹之，则其著见于天下者寡矣（原注：郑望之《秦玺跋》云：绍圣四年初献秦玺，诏百官杂识视。时先君为尚书郎，乃请以纸出之，遂得其真。《金石录》云，咸阳所获传国玺，初至京师，执政以示将作监李诫，诫手自摹印之，遂传于世。）。然其玺尚有玉色未辨，不得而尽考也（原注：汉宣帝立玉宝璧祠于未央宫中，刘原父以为受命宝和氏璧，当是据崔浩而言。崔浩《汉书音义》曰：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。舒元舆云：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，而飞上天矣，则其玺当为白玉。徐令言云：其玉出蓝田山。蔡京等云：其色绿如蓝，则其玺当为绿玉。《石虎别传》曰：武乡长城县韩强，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玉一方四寸，与玺同文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虎以为瑞。则又有玄玉者矣。）。今且序秦汉魏晋所得之宝，与白色、绿色、玄色并出之异，然后辨史氏之差误，众说之不根，使后之君子有考焉。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，各服所好。秦独天子称玺（原注：出《汉旧仪》），始皇作传国玺，使丞相李斯书之，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（原注：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旧《吴书》之文如此。应劭《汉官仪》曰：天子有传国玺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且康。」《吴志》注云：「且康」、「永昌」二字，未知何者为得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秦玺面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玺上隐起为盘龙文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是皆未见真玺者也。考正史及众说，未尝有「且康」二字，其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已两至本朝。其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自晋传隋，亦不闻有背文、面文之说也。且既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则其背文不应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意同而词不律，非古人之意也。）」。汉高帝入关至灞上，秦王子婴系颈以组，降轵道旁，封上始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高帝纪》。）。后诛项籍，即天子位，服御其玺，世世传授，号曰汉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汉官仪》以为子婴上始皇玺，高帝因服御之，恐未必如是之遽也。）。周勃诛诸吕，废少帝，尝手贯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史记·世家》应劭注。）。后文帝时有言勃欲反，下廷尉，薄太后谓文帝曰：「绛侯绾皇帝玺，将兵于北军，不以此时反，今居一小县，顾欲反耶」？文帝乃出之（原注：出勃本传。）。昭帝时，殿中有怪，一夜群臣皆惊。霍光召尚符玺郎，郎不肯授光，光欲夺之，郎按剑曰：「臣头可断，玺不可得也」。光甚谊之。明日，诏增此郎秩二等。后光废昌邑王，即持其手，解脱其玺组，奉上太后，乃立皇帝（原注：并光本传。）。哀帝崩，无子，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，收取玺绶（原注：出《王莽传》。《太平御览》载，哀帝将崩，以玺绶付董贤，曰：「无妄以与人。」中常侍王闳者，莽叔父也，白元后，请夺之。即带剑至宣德闼，谓贤曰：「宫车晏驾，国嗣不立。君受恩深重，当俯伏号泣，何事久持玺绶，以待祸至耶？」贤不敢拒，跪授玺绶。按《汉书·董贤》、《王莽传》，哀帝置酒麒麟殿，上在酒所，从容谓贤，笑曰：「吾欲法尧禅舜，何如？」闳进曰；「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，非陛下之有也。天子无戏言。」上默然不悦。哀帝既崩，莽白：「董贤年少，不合众心。」收贤印绶。则知元后之未央者，收皇帝玺绶；而王莽所白者，董贤印绶也。《御览》本援引《汉书》，而班固、荀悦之书皆不载，不知何书耶？）。平帝既崩，孺子婴未即尊位，玺藏长乐宫。王莽篡汉，使安阳侯王舜请玺于元后，后怒曰：「而属父子宗族，蒙汉家力，富贵累世。既无以报，受人孤寄，乘便利时夺取其国，不复顾名思义。人如此者，狗猪不食其馀。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，亦当自更作玺，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」！太后涕泣而言，舜亦悲不能自止，良久乃仰谓太后：「臣等已无可言者，莽必欲得传国玺，太后宁能终不与耶」？太后闻舜语切，恐莽欲胁之，乃出汉传国玺，投之于地，以授舜曰：「我老已死，知而兄弟今族灭也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玉玺谱》曰，元后投之于地，玺上螭一角缺。而正史不载，至《吴书》乃始见之也。）」。及汉兵诛莽，莽带玺绶避火渐台，商人杜吴杀莽取绶，不知取玺及莽头。公宾就见绶，问绶主所在，乃斩莽首并玺与王宪。宪得玺，无所送。妻莽后宫，乘其车服。越四日，而李松、邓晔入长安，斩宪，送更始大司马谢禄，而玺归更始矣。赤眉杀更始于高陵，立刘盆子为帝。建武三年，光武征赤眉于宜阳，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，乃诏先帝玺绶，归之王府，斯乃祖宗之灵，士人之力。其择吉日，祠高庙，赐天下长子为父后者爵，乃受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光武纪》。）。灵帝既葬，少帝在位，献帝未立，宦者张让、段圭作乱，劫二帝幸北宫，又走小平津。掌玺者奔散，并失其玺。让、圭等既诛，二帝既还，得六玺于阁上，而传国玺独未得也。董卓废少帝，献帝自陈留王即尊位。初平改元，山东州郡起兵讨卓，卓迫帝都长安。二年遂发掘洛阳诸陵，破虏将军孙坚，以袁术之命入洛阳，扫除汉宗庙，平塞诸陵。坚军城南，甄官井上，旦有五色气，举军惊怪。坚令人入井，探得传国玺，方圆四寸，纽盘五龙，上一角缺（原注：此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《吴书》之言也。此玺元后投之于地，旧不言一角缺，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。）。明年，坚死，袁术将僭号，拘坚夫人而夺之（原注：出《山阳公载记》。）。术僭号二年而死，荆州刺史徐璆得玺，还许上之汉（原注：出《朝士谈》，与《山阳公载记》相表里。但《载记》节文见于《吴志》注与杂书，未见全文，恐亦出《载记》也。而《玉玺谱》乃云，袁绍有僭盗意，拘坚妻，逼求之。绍得玺，举兵以向魏武，魏武恶之。绍败，得玺还汉。恐不然也。按坚为破虏将军，乃袁术之意。坚死后，术复表其兄子贲为豫州刺史，策载母徙曲阿，继从袁术，其不为袁绍所拘，事理明甚。）。魏文帝将受汉禅，遣使求玺绶于献穆曹后（原注：后，魏武女也。）。后怒，以玺绶抵轩下，因涕泣横流曰：「天不祚玺（原注：出《穆后传》。《续汉书》云：「天不祚此玺。」其义亦通。按《魏志·贾逵传》；魏太祖崩，隐陵侯彰行越骑将军，从军从长安来，问逵先王玺绶所在。逵正色曰：「太子在邺，国有储副，先王玺绶，非君所宜问也。」是时魏未受禅，所问者魏王玺绶耳，非传国玺绶也。）」。司马师将废齐王芳，使郭芝入白太后，取玺绶置坐侧。及迎高贵乡公，又请玺绶，后曰：「我见高贵乡公，小时识之，我欲自以玺绶手付之（原注：出《魏略》。）」。自魏传晋，使太保郑冲奉玺禅位。其后平吴，不过得金玺而已（原注：出《晋书》。《御览》引《拾遗录》曰：晋太康平吴，孙皓送六金玺，云无玉工，故以金为印玺。）。惠帝时，赵王伦篡位，使义阳王威与黄门郎骆休逼惠帝，夺玺绶。伦败，帝反正，曰：「阿皮捩吾指，夺吾玺绶，不可不杀」。阿皮，威小字也，于是诛威（原注：出威本传。）。怀帝永嘉五年，岁在辛未，王弥入洛阳，执帝诣刘曜，而传国玺不可考矣（原注：《晋书》载永嘉末，洛京不守，玺为刘聪所得。及石勒灭刘氏，玺入伪赵。冉闵诛石氏，玺又入闵。及是四十二年，而玺复归于晋。然其文乃曰：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。」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不同。《北齐·辛术传》云：辛术镇广陵，获传国玺，送邺，文宣以玺告于太庙。此玺即秦所制，方四寸，上纽交盘龙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且言二汉相传，至魏晋没于刘聪，至穆帝永和中得之，历宋齐梁而没于侯景。景败，得于郭元建，而术以进焉。按永和所得玺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至隋犹在，载于《礼仪志》者甚详。而所谓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寂无闻见，则知《晋史》所载者为是，而《北史》所载者为非也。唐贞观撰《晋史》，其志书最为详备，不应有此玺而不录。《玉玺谱》云：玺属石勒，勒刻一边云：「天命石氏」。此题今不复存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石季龙磨其隐起之文，刻其旁为文曰「天命石氏。」其说既不相同，又云此题今不复存，不知所见者为何玺，不敢以为秦玺也。惟永和所得，乃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八字，粗有传授，亦谓之传国玺，今别条以永和玺名之。马端临《通考》：梁末侯景之败也，以传国玺自随，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之，曰：「若我死，宜沈于江。勿令吴儿复得之。」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，从者弃之草间，至广陵以告郭元建，元建取之以与辛术，术送之至邺。按郭元建，侯景之党，景败，以广陵降王僧辩，既而复降于北齐，齐遣行台辛术据广陵。传国玺自五胡之乱没于刘石。石氏败，玺复南归于晋。历宋齐梁，至侯景之败，而玺遂北归于高齐云。）。后赵石虎得玄玉玺于武乡之长城，方四寸，厚二寸，文同秦玺，然其色玄也，不知为何代之玺（原注：出《石虎别传》。按石虎即伪位，在晋文咸康乙未，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。而得玺之年，不可考也。武乡乃上党属邑，本朝初属潞州，后析为威胜军。）。秦苻坚为姚苌所执，当晋孝武太元十年，岁在乙酉，距洛阳之陷七十有四年矣。苌求传国玺于坚，坚曰：「小羌乃敢干逼天子，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？玺已送晋，不可得矣」。史不书其玺文，又无送晋之事，不知此为何玺（原注：出《载记》坚传。）。又六十一年，岁在丙戌。当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，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，魏毁邺城五层佛图，于泥像中得玉玺二，其文皆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一刻其旁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。史不言其玉色、工制与其方广、厚薄，既曰魏受汉玺，或者真传国玺也。不知魏晋之间，未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，何耶？既有二玺，则传国玺已有其副。自太平真君以后，历东西魏周齐隋唐，而此玺未尝见于史。后魏承平甚久，不知何从失之。本朝绍圣四年，岁在丁丑，距太平真君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，咸阳县民段义斸地得古玉二，五年正月永兴军以闻，诏尚书礼部、御史台、学士院、秘书省、太常寺官讲求定验以闻。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：按所献玉玺，其色绿如蓝，温润而泽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其背螭纽五盘，纽间有小窍，用以贯组。又得玉螭首，其玉白如膏，亦温润。其背亦螭纽五盘，纽间亦有贯组小窍。其面无文，与玺相合。大小方圆无毫发差殊。今考玺文，为秦玺可知。其玉乃蓝田之色，其篆乃李斯小篆，其文则刻而非隐起，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，乃虫鱼鸟迹之法，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，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，而工作篆书之文巧者亦莫能仿佛，非以后所能作明矣。臣等被奉诏旨，得与讨论，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所有玉玺，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（原注：蔡京等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其说是矣。但其奏有云，曰「皇帝寿昌」者，晋玺也。曰「受命于天」者，后魏玺也。则「既寿永昌」者，秦玺可知。迁就欺罔，无所不至。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晋得此玺，如今得秦玺也，岂可谓之晋玺？至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斯乃秦玺而后魏得之耳。今乃析而二之，以「受命于天」为后魏之玺，以「既寿永昌」为秦玺，其为面谩也甚矣。邵武《后录》：绍圣元年，咸阳县民段吉夏日雨后村中立门足陷，得玉玺一，方四寸，篆文如凤鸟之状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按《玺记》云：秦始得卞氏玉，刻以为玺，元后取玺投之地，故一角缺。验之皆合，唯记云色黄，此青苍色耳。又云背亦刻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则无之。有司奏上，廷议以为瑞，改元元符，命段吉以官。至靖康，金人取去。）。诏令礼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闻。四月丙戌礼部太常寺言：按《国朝会要》，元日、五月朔、冬至，并行大朝会仪，乞以礼祇受，群臣称贺。从之。命宰臣章惇书写玉检，诏词臣撰乐章，付太常寺，应奉朝会之用。丁酉，诏传国宝检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。五月戊申朔，行朝会礼。己酉，大赦天下。癸丑甲寅，恭谢景灵宫。戊午，宴于紫宸殿。丙寅，诏以绍圣五年六月朔为元符元年（原注：出《泰陵宝录》。）。徽宗即位，以白玉作受命宝，为八宝之一，其方四寸有奇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。大观元年十一月，诏八宝初成，可于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。尚书省言：受命宝非常用之器，唯封禅则用之。则大观以后，本朝有绿白二玺矣（原注：出《会要》。谨按《御制八宝记》云：受命宝，其玉蓝田，其制秦也。不可以传示将来，贻训后世。方参稽宪度，自我作古，有以宝玉献者，色如截肪，气如吐虹，温润而泽，其声清越。有以古篆进者，龙蟠凤翥，鱼跃鸟飞，奇耦相生，纵横得所。有以善工进者，雕琢众形，如切如磋。分毫析缕，不见其迹。四者毕备，于是揭而玺之，乃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作受命宝，其方四寸有奇。蔡绦云：得秦玺而无检，螭又不缺，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。自有玺后，考验甚详，上犹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。旧说螭一角缺，未有言其检者，此又绦之凿也。但古今所见少有同者，不得不致疑耳。）。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，盖三十年。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，又九十四年矣。永和玺者，不知其何时作也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与秦玺不同（原注：《北齐·辛术传》以其文为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误也，已于秦玺辨之。）。后世以为传国玺易与秦玺相乱，今故以永和名之，谓其以永和至晋，而名始着也。其制度精密，非当时僭伪所能办（原注：《晋阳秋》云：鸟篆隐起，巧丽惊绝，与传国玺不同。《隋志》云：螭兽纽上交五盘螭，鸟篆隐起。）。自洛京失守，南北纷争，假托天命者，皆欲得此玺。变诈百出，无所不至（原注：《晋·载记》，冉闵弑石祗，僭大号，遣其使人常祎聘慕容隽，隽使记室封裕告之曰：「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援，云玺在襄国，其言信否？」祎曰：「平寇之日，在邺者略无所遗，玺何从而向襄国？」《载记》又曰：冉闵既败，慕容隽欲神其事，诈言历运在己，闵妻得玺以献，号曰奉玺君。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元曰元玺。又《玉玺谱》云：元帝渡江后，数世无玉玺。北人皆曰司马家儿是白版天子。或谓元帝大兴三年，慕容廆尝送玉玺三纽，不知彼乃宇文氏所得之玺，非中国之玺也。）。晋永和虽得之，而所以得之者非正道也（原注：《载记》又言：冉闵被执，其子智尚幼，蒋干遣詹事刘猗奉表归顺。濮阳太守戴施应之，次于棘津，猗至施止，不听进，责其传国玺。猗归以告干，犹豫不决。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，登三台助戍，谲之曰：「今且出玺付我，凶寇在外，道路梗涩，亦未敢送。当遣单使驰告天子。天子闻玺已在吾道，当遣重兵相援。」干信之，乃出玺付融，融使赍玺驰还。或谓何融以赏得之，或谓戴施取之以计，乃使何融驰还。或谓冉智以玺付之，非蒋干也。大要是何融、戴施共谋取之，冉智年幼，听命于蒋干，不足深辨。《晋阳秋》云：雍州玺者，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，方六寸，厚一寸七分，蟠螭为鼻，合高四寸六分，四面龟文，下有八字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云是慕容所制，未详厥始，此则误也。八字载于永和八年《晋纪》，不可泯没。慕容永崛起小丑，草创简陋，寻为慕容垂所杀，安得更自制玺？先是慕容隽乃慕容廆之子，父子雄据一方，犹以不得玺为耻，诈封奉玺君，而况于永乎？其言未详厥始，则不根甚矣。）。姑因史氏诸家之说，推本而铺叙之。永嘉五年，王弥陷洛阳，得六玺送刘曜，曜送刘聪，而此玺在其中（原注：洛阳陷时，与秦玺当皆送刘聪，而秦玺不复传授，疑乱兵失之。）。聪死，子粲嗣位，其大司空靳准作乱，自称大将军，执粲杀之。及准为乔泰等所杀，推靳明为盟主，遣卜泰奉玺于曜。曜大悦，谓泰曰：「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」。石勒闻之怒，增兵攻明。及曜败于石勒，其子熙奔上邽。石虎克上邽，遣主簿赵封送玺于勒。向所谓六玺者，止有其一，此外特太子金玺耳（原注：已上并杂出《晋书·载记》。按天子有六玺，曰天子之玺、天子行玺、天子信玺、皇帝之玺、皇帝行玺、皇帝信玺，所用不同。应劭《汉官仪》及诸史皆详言之，与传国玺并行于世。自永嘉以后，每言传国六玺，则是六玺不皆在，与传国玺合为六耳。《前凉录》载，张寔元年兰池赵婴上言，于青涧中得一玉玺，钳纽，光照水外，文曰「皇帝玺」。《后周书》曰：宇文氏因狩得玉玺三，纽有文曰「皇帝玺」，必永嘉以后之所失者也。至唐贞元二年，神策将温嘉顺犹得白玉印文曰「天子之宝」，亦可见矣。赵封送玺于勒，止有一玺，于此可见。）。石勒既死，石虎篡立。虎死，其子世嗣位。石遵、石监、冉闵相继篡立，闵为慕容恪所执，其子智守邺尚幼，因其臣蒋干以玺献于晋（原注：《燕书》曰：元玺六年，蒋干遣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，猗负玺行数里，天黄雾四塞，不得进，易取行玺始得去。此事虚诞，全不可信。），永和八年，玺至建业，百寮毕贺（原注：出晋《穆帝纪》。）。自晋传宋，宋元凶劭作乱而败，不见传国玺。问劭，乃云：「在严道育处」。就取得之。孝武即位，拜蔡兴宗为侍中，每言得失，无所顾惮。帝新拜陵，尝使负玺陪乘。宋末，谢朏为侍中，领秘书监。齐高帝将受禅，朏当日在直，百寮陪位，侍中当解玺。朏佯不知曰：「何公事」？传诏云：「解玺授齐王」。朏曰：「齐自应有侍中」。乃引枕卧，传诏惧，乃使称疾，朏曰：「我无疾，何所道」？遂朝服步出东掖门，乃登车，仍还宅。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，既而武帝请诛朏。高帝曰：「杀之则成其名，正应容之度外（原注：并出《宋书》。）」。自齐传梁，至简文帝，为侯景所篡。景败，其玺不知所向。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得其八玺，献于文宣，文宣以告太庙，而此玺居其一也（原注：《辛术传》云：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推原所自，以为永和中载僧施所得者，使督护何融送建业，历宋、齐、梁至侯景败，侍中赵思齐以玺授景，南兖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术，而术以进焉。其玺文与《晋纪》不同，疑术传误也。若以为晋永和自是一玺，而辛术自是一玺，特术传引用之误，亦是一说。但永和玺后来却有传授，而辛术玺所谓「受命于天，即寿永昌」者，齐陈之际，略无所传，知其误也。又文宣纪载所献八玺，而术传只载传国玺，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玺也。先是齐受东魏禅，固尝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玺绶，而魏宗室元晖业骂之，曰：「尔不及一老妪，背负玺与人，何不打碎之？」事见《魏景穆十二王传》。则知当时之玺不一而足，八玺之中，亦必有所谓六玺者，特宋齐所传，非西晋之旧也。）。北齐河清中着令定制，自六玺之外，止有传国一玺，白玉为之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是物也（原注：《隋志》载北齐玺，自传国玺、六玺之外，止有木印，则辛术、元韶所进之玺，已不能全矣。）。北齐、西魏皆并于后周，始与神玺并行于世（原注：西魏大统三年，槐里获神玺，大赦，不言其文也。独《隋志》言，神玺、传国玺皆宝而不用，神玺明受之天，传国玺明受之运，则神玺之文，亦有关乎天命者矣。）。开皇三年，诏以传国玺为受命玺（原注：出《隋文帝纪》。《朝士谈》云：开皇九年平江南，得真传国玺，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玺。此又不考本末者也。秦玺失于晋永嘉，而稍见于后魏太平真君之时，永和玺复归于晋，而隋已得之于后周矣，陈安得有真传国玺哉？谓陈有梁敬帝近代受禅之玺，犹之可也。况西魏、北齐已先有神玺之名，非开皇所改明矣。）。隋之亡也，玺没于宇文化及。化及败，为窦建德所得。唐武德四年，克平东夏，建德右仆射裴矩奉八玺以献，而受命玺实在其中（原注：化及之事，虽出于《朝士谈》，而正史不全载，然新旧史于《建德传》皆云裴矩奉传国八玺来降，则炀帝失之于化及，化及失之于建德，其事明矣。）。唐有受命玺，以封禅礼神，即其旧也（原注：《新唐志》载，神玺、受命玺之外，止有天子、皇帝六玺而已，是谓八玺。乃言有传国玺及八玺，岂通传国而为九耶？志言八玺甚备，而传国玺独无所言，是误以受命、传国为二玺矣。当云合传国为八可也。）。太宗贞观十六年，复刻受命玺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而受命之名，复自别于传国玺矣。武后长寿二年，尝改玺为宝。中宗神龙元年，又改宝为玺（原注：此三事，皆出《通典》，而本纪不载。特于长寿二年九月乙未，书作七宝而已。）。玄宗天宝十载，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，而传国之名犹不废也（原注：肃宗乾元元年，上皇天帝御宣正殿，授皇帝传国、受命宝，则知虽改为承天大宝，而旧名不废也。）。五代乱离后，其玺不复存矣（原注：蔡绦《国史后补》云：国初创业艰难，诸宝多阶石为之。元丰中，始诏依古作六玺，有玉而未成也。《会要》云：唐末六玺亡失，国朝铸以金鍮。太宗雍熙三年，诏以天下合同之印为天下合同之宝，御前之印为御前之宝，书诏之印为书诏之宝，铸以金，是玉玺不传于本朝也。）。受命宝者，其初当出于传国二玺，其一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二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皆有受命之文，而未以受命名之也。隋文帝受周禅，遂有东、西二魏之宝，其名不一，而所谓传国玺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永和玺也，其传最远。开皇三年，始表异而出之，名曰受命玺，而受命之名立矣。隋传之唐，而太宗不以为受命玺也。贞观十六年，乃自作受命玺，以白玉为螭首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是隋、唐之际，各有是玺，而其文则异。本朝继五代之后，二玺皆不复存。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，真宗即位之初，中书门下言：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，诏可，而不言其制度也（原注：《会要》误以膺字为应字，而《长编》不载，旁见于《宏词类编》者，乃作膺字。虽不足据，然累圣皆作「恭膺天命之宝」矣。）。大中祥符元年五月，有司详定封禅仪，请以玉牒、玉册并刻字填金，联以金涂银绳，缄以玉匮，置石䃭中。封匮以金泥和粉乳香为之，印以受命宝，宝方一寸二分，文曰「恭膺天命之宝」，则是真宗朝尝两作之矣（原注：《会要》云：请依旧制，别造玉宝，文同受命宝，则是八字皆同，而《长编》止载「恭膺天命之宝」六字，盖节文也。是时又作「天下同文之宝」，铸以金，以封石䃭。《会要》虽云封匮封䃭之宝，而不言别作，则又略也。）。乾兴元年，仁宗即位，三月十六日礼仪院言：皇帝登位，所有受命之宝，并缘宝法物，请下文思院少府监。从之。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，诏以宫城火，重制皇帝受命宝，则是仁宗初年亦两作之也。嘉祐八年，英宗即位，六月十三日，翰林学士范镇言：「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，欲举而葬之，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。其受命宝，乞陛下自宝用之，且示有所传付」。诏检讨检寻典故，及命两制礼官详议。翰林学士王圭等奏议曰：「受命宝者，犹昔传国玺也。宜为天子传器，不当改作。谓今宜从省约，以称先帝恭俭之实」。其后别造受命宝，而所议弗用。元丰八年，哲宗即位，门下侍郎章惇言：「奉诏篆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『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』为文」。从之（原注：以上并出《会要》。）。即是以观，本朝皇帝即位，皆作受命宝，而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矣。但前乎真宗，则有太祖、太宗之世，后乎真宗，则神宗居英、哲之间，而受命宝亦不作，岂作辍亦随时耶？将史失之耶？哲宗得秦玺，绍圣五年四月诏作传国玺检，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，是哲宗有两受命宝，而秦玺其一也。徽宗初年，亦作受命宝，因秦玺之旧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，则徽宗之受命宝，不复用「恭膺天命」之旧矣。既作受命宝，又作镇国宝，及天子、皇帝行信六宝。大观元年，八宝皆成，十一月十一日，诏以来年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（原注：镇国、受命本是二宝，而《会要》乃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诏受命宝字之上添镇国二字，则当与镇国宝相乱矣。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，又诏八宝之名，一曰镇国神宝，二曰受命之宝，则是受命之宝未尝加镇国字也。《会要》何为并载耶？）。今皆不存矣（原注：朱丞相《秀水閒居录》云：靖康京城失守，八宝悉为金人劫取矣。但八宝既失，而镇国宝独存，其文所谓「范围天地，幽赞神明，保合太和，万寿无疆」者，则又朱丞相误也。镇国宝文九字，曰「承天福，延万亿，永无极」，而「范围天地」以下十六字者，谓之定命宝，乃朱丞相维扬所见者也。合定命宝言之，谓之九宝。靖康八宝皆失，而定命宝独在。蔡绦《国史后补》载九宝甚详，与《御制八宝记》及《会要》诸书皆相表里，当以绦说为正。）。予讨论玉玺本末，有所谓《云麓漫抄》者，乃赵（原注：彦卫。）景安之所作，予未之见，疑犹有遗论也。讨论粗定，乃于亲戚间见之，顾其说微有差误，不足取信。且如秦玺之为玉，或云和氏，或云蓝田，要当指一物为证。今云秦得和氏所献玉，命李斯篆书，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，何也？献帝初虽失玺，后复孙坚得之，再入袁术，而徐璆以上于许。今云献帝出奔则失之，何也？曹操虽不受汉禅，而子丕实受之，刻玉玺之侧，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，虽真伪未可知，未尝指言操所刻也。今云不应操为丞相时，先取其玺，何也？晋元帝渡江，数世无玉玺，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讥，其后永和得玺，君臣相庆。今云三国鼎立时，有假版天子之语，何也？秦以前为方寸玺，至始皇侈而大之，乃作受命玺。今云方围四寸，其为伪无疑，何也？如此等类，不可胜举，姑举其概以自志焉。

问：自昔失驭，盗据中原，其初为刘聪、石勒，其中为苻坚，又其后为元魏。方祖士雅在河南练兵积谷，欲取河北，庾翼兄弟志在灭敌，违诏移镇，然勒、虎尚在，则皆徘徊而不敢进。苻坚之盛，灭燕取邺，虽以桓温之强，不敢再谋关中。魏自朔幕而迁平城，至魏太武尽并北方。宋文帝以二十年力谋河南，虽尝得滑台，下潼关，再举再衄，魏兵卒瓜步，元嘉之业衰焉。其后魏孝文出而迁洛阳，制礼作乐，太和之政几于近雅，而兵威所加，已次汉沔，皆以其强也。江左谋臣不敢北望。然则外域之盛衰，岂非中国之强弱耶！然勒卒而虎毙，北方士民降者以千数，朝野皆以为中原指期可复，此机会也。褚裒气势不能进取，此不足责。桓温伐秦，西至霸上，耆老垂泣喜见官军，而咫尺长安而不渡灞水，竟以退归，何耶？苻坚折北而归，谢安欲乘苻氏倾败，开拓中原。谢玄据彭城，刘牢之据鄄城，河南城堡次第归附，兖青司豫相继皆平，此机会也。然苻丕请降，慕容垂北遁，牢之已屯邺相城，大功垂成而卒以召还，又何耶？自苻坚破灭，姚苌遂据关中，国号大秦。姚兴继之，好事虚名而少实用。姚泓继之，懦而乖争。刘裕数道伐秦，执姚丕于渭桥，其功伟矣，已克长安，竟舍而归，又何耶？元魏之乱甚于坚、勒，其始分为东西，其后西魏为宇文泰所篡而为周，东魏为高澄所取而为北齐。周、齐相并亦涉数年，江南足有可乘之会，然梁武帝乘魏人之乱，用陈庆之送元魏人颢还洛，凡五十七战，克三十二城，功非不俊，而卒不能有。陈宣帝乘北齐之乱，用吴明彻一举尽复淮南，及再举而争徐、兖，则卒于丧师。夫外国分裂未有如魏，而江左卒不能坐乘其弊，此无谋耶？抑外国之盛衰无关于中国之强弱耶？愿并言之。

善为国者不执理以强势之所难，常顺势以伸理之所易。理者，公是非也。势者，实利害也。公是非固不可泯，实利害尤为可畏。执不可泯之理而忘甚可畏之势，则安危胜败之大计疏矣。然则歛众说以救独弊，置已往而善将来，则前日之举非失于执理以强势之所难乎！今日之救不当顺势以伸理之所易乎！晋元帝、宋文帝或尅期进发而不果行，或悉师再举而不克捷，桓温、谢玄驰逐经略而不遂，非名不正而辞不顺也，以不接之声势而当重大，以浅效之规模而支深入，以分裂之偏隅而欲混并，其理则是而其势则难矣。高祖不报平城之围，太宗修结颉利之好，祖逖之通使石勒，澶渊之许盟契丹，非志不足而气不锐也，士卒之罢极者可以休养，资实之衰耗者得以振赡，边鄙之绎骚者赖以敉辑，其势既顺，其理亦易矣。然而天下之势，动之易而收之难。方其未动也则不当开，及其既开也则不易收。以为业已开矣，但当奋张以求济，不应中止而示怯者，已失于强其所难矣。以为当收矣，玩纵以安舒，隳沮而单弱，则亦未达其所谓易焉。盖致易之理内必有以固其本，外必有以弭其争。严卫其四隅，厚植其遮障，所以固本也。遵养于时晦，申合其盟好，所以弭争也。争端弭而后民之力可以息，本圉固而后敌之情不敢骄。民得息则我之国不耸，敌不骄则彼之谋自消。如此则易之理斯近矣。今以其势之难也，已沮而复骄，欲息而旋起。虽无果锐必为之意，终怀趑趄欲动之心。此非真知难者也。不思祸心之包藏者未可必，塞徼之疏略者不足恃，相与束手以待行人，不及十旬又将盛秋焉。此非善图易者也，苟安而已矣。嗟夫！事巨敌强而持尝试之见，用苟安之策，几何而不为其所窥耶？今公私交弊，氛祲未清，兵法乘虚，理先救本。故战决难用而守则可知，曷若尽置前日之所难而亟图今日之所易乎？夫推舟以行陆，人知其劳矣；治丝以愈棼，则其绪尤多焉。夫惟知者不昧利而轻发，勇者不容瞬而能收，起而图之，如遏横溃，如拯焦灼，惜日阴以戒戎作，重民劳以俟后图，起精神于畏詟，弭陵突于披猖，而后今日之事可得而论矣。夫西北以骑乘为能，东南以步卒为长。昔孙权东不得市骏于辽东，西不得致骑于川秦，考韩当、程普一军之所有不过三五十骑而止，则几于一用步卒舟师以立国矣。况彼以蓟北之劲足焱驰而电逝，我以广蜀之下乘并驱而争骛。卒有驰突不前，则至于自为躏践，此知兵者所以欲以步而当骑也。然古法置阵必为两拒，而匈奴包敌特善诱兵，乃暗合焉。盖骑之难制也久矣，且以劲弩而洞重铠，敌未有以制我也。至其设锐阵以相当，张鸟翼而旁射，则我始无以当之矣。故以车圜其营，则步可用，是卫青之法也。以车而卫步，以弩而护车，则步可用，是李陵之事也。以车而为营，列植以自固，则步可用，隋之禦达头可汗以鹿角为方阵是也。又有本诸阵法，取其简便者，步亦可用，苏定方令步卒攒槊自卫、浑瑊设抢垒为营是也。今将易之以轻车与，或以淮地浅狭而陈涛斜之事不可袭矣。将仿鹿角之制与，或以为此非取胜之兵，杨素之战固已撤而不用矣。将止用彊弩以当之与，而或以为弩镞迟而敌骑迅，昔刘裕之北伐，朱超石之百弩常不能制魏骑之薄营矣。独有比枪而卫弩，中兴诸将犹有习闻旧法而长于用步者。然今之军制夫岂无之，恐亦未足为制敌之良算也。盖制兵之短长在技艺，而料敌之机便在觇候。古者师行则前茅而虑无，师止则捉生以为导。故李靖之论乡导，必知敌济寇来之早晚，而宇文泰之用间，使之衣敌衣而历敌阵。彼皆先悉于敌情，故能乘机而应变。自外侮深侵，敌帐非远。若精其伺谍，出其不意，于其道狭骑蹙之地，前惊后齧之所，尽死一战，亦可得志。自觇候不明，方其雨雪狼狈，解鞍纵辔，丐宿于田父，我不知击其归。及其攻围日久，将卒怀家，刍秣不继，我亦不敢袭其去。不能用之于机便，则骑步均为冥行，何必以步为优哉！盖今步卒之可用者，独可用之于凭垒而已。夫凭垒而不败，以有郛垣之可恃尔，未可望之以奔突也。且其怒心勇气，未闻将战而裂眦；而靡旗乱辙，不免闻鼓而失胆。自非警以严诛，方且狃于怖敌。故今日且当以城守为先，其次则以舟师为卫。若夫讨论鱼丽、鹅鹳之阵法，求合圆方曲锐之地形，而欲以步当骑，则当训阅练习而用可也。夫兵有必以众克者，亦有以寡胜者。昔城濮之赋，七百乘而已，其后鞍之战则已增，至平丘则又大增。然至于四千乘，欲以无道行之，而诸侯之服于晋者衰焉。况强敌盈骄，非初兴比。彼以佥刷而彊民，虽众而其杂难用；此以教士而禦敌，虽寡而其整足当。且与其冗多则易溃，岂如精少而有纪？此言兵者所以急于以少而击众也。然羌寇三万，冯奉世必欲以四万人当之；滑台之役，沈庆之以五千人独救，辞以兵少轻往无益也。夫众之不可已也久矣，且使先据胜地，用吾长技，以南兵一当北兵之三，我未遽不敌也。至于裹创力战，更进迭出，以南兵三而支北兵之十，则我始惫矣。故掩其间道，冲其方虚，如李绩以数千而袭碛石，曹公潜行而倾乌巢，则寡可用，是出奇之策也。伺其尘起，击其阵动，若谢玄因其众乱而济师，韦孝宽乘敌小却而取胜，则寡可用，是伺间之策也。其次则伏戎于莽，阻隘而邀，若慕容垂隐千兵于深涧，于谨匿轻骑于丛薄，则寡亦可用，是据险设伏之策也。今将用出奇之策与，则敌坚而未易入，入而无后援，则何以返？是陈庆之跳身独返之事可监也，而可冒进哉！将用伺间之策与，则敌诈而名谲，谲而有不审，则堕其计，是栾枝曳柴阳遁之事可戒也，而可轻袭哉！独有据险设伏，鼓儳而出，则恐关隘崎岖之地，陂湖洳沮之中，鸷匿而狙击，必能以一而殪十。然边隘遥阔，蹊隧纵横，一所纵漏，便见侵轶，亦岂足为却敌之大计哉！盖敌之进退系粮之赢缩，而不系其众之少多。故陆抗决堰以阻运，则羊祜虽来而决无成；苏峻之入，郗鉴故断粮道而制之，则温峤深以为然。此皆深见夫兵势，是以不畏其鸱张。今敌以众大为轻兵，以厮养贰正卒，其所赍持，终朝可待。若扼其津要，抄其积聚，深沟固垒，野无所掠，纵能复出肆扰，亦必歛退遁巡。然曩者寇犯清河，晨济桴筏，缠系浮梁，既苦于兵力不加，而不毁荡其粮舰。迨其深入吾地，驴驮负载，复困于闭营拒守，而不暇出邀其刍车。夫不能梗其糇粮，则虽众且未足以决胜，而况能用寡哉！故今之所谓用寡，独有昼则扬兵，夜出斫营而已。夫斫营而捷，仅足以挠其寨栅，未能为轻重也。况敌方出没淮漘，规图雄据，使其家基牢固，则尚烦胜算驱攘。故今日且当厚集其师以待之，速图召募以益之。若夫求批亢捣虚之法，讲经足利兵之制，而欲以少击众，则当迟之法立诛必而后使之可也。夫省馈莫如营屯，因屯可以实基。昔孔明恨粮少而不伸，始因杂耕而谋久驻，营屯之利其来久矣。然近地之屯易，而并边之田难。昔武帝置田官于朔方矣，充国留屯于金城矣，当时幕南无匈奴，湟中少羌寇，故其屯易。枣祗田于许下矣，邓艾田于陈项之间矣，夫魏之边面在合肥，陈项为内郡，汝许乃都邑也，皆非兵冲，则其屯亦易。羊祜田于襄阳，陆抗兵在江陵，几于南矣。然两垒交兵，皆先约日，不为掩袭，屯亦非难。今包占宽赊未易尽取，而川原虚旷冲突无常，将踵卫人之迹开芍陂之屯与，则今之安丰烽燧之郊也。将袭曩年之旧复柘皋之屯与，则今之巢县羽檄之林也。故招辑流庸，省简戍逻，议者以屯为急；而忧其抄略，惧其奔散，议者复以屯为难。然而民之避逃者，不可使久无所凭也；田之荒莱者，不患后无以偿也。冒绝障之地、捐耕犁之费而规耕殖，于今诚难矣；就近江之郡、择绝险之处而置堡聚，或尚可用焉。昔魏人田于皖城，吕蒙忧其一熟则难制，尽死力而除之者，盖皖城魏之所必争，于其必争之所而开垦焉，则必不容于成立矣。祖逖或一处得十馀部，或一堡得数百人，随其大小以置邬，而石勒为之歛戍焉。盖邬聚勒之所不备，于其不备之所而经理焉，庶其易于鸠聚矣。然逖既使亲子弟督耕，而又伪相抄略以明其未附，是兵力寡弱亦未能固也。既使丁夫战于外，老弱穫于内，或有急速，不免烧谷而逃，是防捍未设亦未能保也。逖之置邬长也，有流人，有归附。若李矩、郭默皆流徙之渠帅，逖皆取之，是非得部曲之豪杰亦不能统也。逖之于邻敌也，阴为疽食浸淫而阳与交通互市，由此而后公私始获丰赡，是非与之和终亦未能就也。故有重兵要遮则可屯，有藩篱固护则可屯，狙诈作使则可屯，息兵数年则可屯。有此四者，则保淮之至计也。夫敌长于野战，我工于城守。昔刘贶以严尤为未详，谓秦人筑长城为中策。城之为利，自古然矣。然三国六朝之城守，有今日两淮之边面。昔魏之重镇在合淝，孙氏既夹濡须而立坞矣，又堤东兴以遏东湖，又堰涂塘以塞北道。然总之不过于合淝巢县之左右，力遏魏人之东而已。魏不能过濡须一步，则建邺可以奠枕，故孙氏之为守易。东晋未全失山东，宋犹有彭城，故自晋至宋皆以寿阳为重。魏寇少至，则淮泗诸郡坚守以待救援，大至则发民而归寿阳。盖寿阳不陷，则魏兵虽深入垂瓠，终忧援兵之突至，又况前有彭城，故为守易。齐既择人以守寿阳，又有朐山在其东，故守亦非难。今敌出汴口则盱眙重，由盱眙则天长棘矣。出涡口则濠梁重，由濠梁则滁阳、六合棘矣。出颍口则安丰重，由安丰则合淝、历阳棘矣。是以古者重镇当前，敌不敢蓦越。顷虽四镇固守而未能遏深侵，今若求为不败之计则必当守，求为必守之计则皆当城。故凡敌所过郡，议者以为板筑皆不可缓，而尤欲于某县作垒以蔽庐，于某所立壁以援山阳。然百堵皆作，万杵并举，穷民之力，趣办难矣。盖地有当捍患而宜速建筑者，力有未暇及而当且缮治者。青涧左可以致河东之粟，右可为延安之捍。种世衡知其为障塞之冲也，故身犯矢石而卒城之。太原城大而役难兴，贼未至则先自困。李光弼知其役不易举也，作堑数万增垒而已。故世衡之事当用于要会之地，而临淮之法可祖为补葺之规。择今控扼之最切者，程土物，计斤板，燃脂力作，昼夜不息，则不可筑者，不至于后时矣。傅联其疏罅，增培其卑薄，环之以沟堑，益之以楼橹，则未及尽治者，亦可以支敌矣。此门户之急，而非可以空谈置者也。若以为费大而不赡，则李光进之修受降，裴度之城淮西，皆师老粮匮覆竭不继之时也，岂必有余力哉！以为期迫而无及，则杨朝晟筑三城以二旬，郭崇韬筑新城以六日，皆穷边疏恶四面拒战之时也，岂常得从容哉！李绦有言：「财用尽更来，事一失难追」。此时务之至急者也。虽然，知其所以攻则得其所以守。缚楼至天，吹唇动地，百道齐攻，肉薄而登，今敌之攻不及矣。然昨者樵采不给而去，今谋出没矣。昨者攻具犹未办，近者临冲渐集矣。负户而汲，穴地而处，苦战至于六旬，土落不过数十，今我之时亦不逮此矣。然昨者我虽闭壁，时亦挠劫，今敌知所堤备矣。昨者彼虽逼垒，时去复来，今谋必又巧矣。故警逻不懈则可守，储峙有余则可守，众心成城则可守，将不骄盈则可守。合此五者，则贤于长城矣。夫古人制官而后用民，后世用民而后议官。世谓用兵则必先省官者，盖亦后世之论尔。昔管子之治齐，为士者几，为大夫者几，凡食于齐国者，无有一人之滥也。故其兵车徜徉天下，未尝告乏焉。岂其所以治官者，即其所以强兵耶？故爵不踰德也，禄必酬勋也，事必称食也，未有不如此先治其国而能用其人者也。韩非子疾治国不务任贤，返举浮淫之蠹，加之功实上。夫韩子未知古人所以为国也，而必出浮虚之蠹，而后用介胄之士，盖略近焉。吴起相楚，捐不急之官，废公族之疏远者，而后平百粤，却三晋。商鞅为孝公定令，无功者虽贵而无芬华，秦人行之，卒蹶六国焉。然后知国未有不趋于实而能强，官未有浮于事而能实也。惟实故强，故其国无事则民力富，有事则兵食饶，此所谓先制官而后用民者此也。后世上下日趋于奢广矣，其名器惟恐不轻，其恩泽惟恐不厚，其饩廪惟恐不丰。凡所以习天下于汰侈者，既相与为安利矣。故其国无事则耗蠹而无艺，有急则乏匮而不充。是以自唐以来皆因用兵调度不给，而李吉甫、杨绾始思省官清吏以救之，所谓因用民而后议官者此也。夫天下本不可有幸位也，有幸位则民力不纾；不可有滥予也，有滥予则劳民不劝。民力不纾，加之以师旅，则国用蹙；劳民不劝，用之于战阵，则爵列穷。是以古有用武之国，亦有无事之世。约官职，责名实，黜尸素，简不肖，国虽小而尊严朴重，是用武之国也。流品众，甄叙广，朝以备官为美，人以充位为能，国虽大而贪欲盈厌，是安平无事之世也。夫安平无事者，不可用之于有事。而真欲有事于四方者，朝会不敢华，亲戚无私授，后庭无罗绮，金玉散之戎士，而后其兵始出焉。今黄金玉带充牣于无功之室，浆酒藿肉澜翻于苍头之家，举凡盈溢宽赊之事，洋洋然，济济然，与一世共之，而兵用焉。得非以安平无事之规模而趋艰难用武之事功耶？故欲节约之，裁省之，则上惮于伤恩而不忍夺，下忧于贾憎而不敢言。虽拿兵不解，供馈不给，而执事者犹以为毋动。盖制国之本末所从来久矣，而非一旦之罪也。呜呼！如此而欲耀威外侮，肃清大憝，难哉！夫朝有变色之言，则士有攘袂之勇。主上一日出令曰：名器太滥，员阙太增，取凡宫省禁掖之恩赏裁其半，勋臣贵戚之俸赐裁其半；又取祠宫庙岳闲居待次创置之员，郡国名色之俸，一日而尽罢之，约以事平而别议。大臣宰执又从而遵承于下，凡有挟而来者，皆一切绝勿使进，则岂惟可以丰财，于激昂兴起战士之气多矣。昔魏武无功望施，分毫不予。秦苻坚谓王猛之子曰：「丞相托卿以十具耕牛为田，不闻为卿求位」。呜呼，为国如此，兵有不强而财有不裕乎！今官无纪极，人有觎心，所谓不稼取禾者以此得之，而竭筋力展勤效者亦以此赏之。夫物不并锐，力不两周，愚恐不用汉光并官省职之典，不可以持久矣。昔晋以淝水用兵，遂诏九亲供给、百官廪俸，权可减半，役费非军国事并皆停省。本朝宝元初年则议冗费，逮庆历以后则及恩赐矣。若曰所得几何，毋庸遽速。夫怨谤以示弱于海内，则是终于盈溢宽赊而已，况敢论兵强哉！夫古无汰兵之事而有蒐练之法，后世谓古人民无非兵者非也。子玉治兵，鞭七人，贯三人耳。盖当时所谓寓兵于农者，约其卒乘之数，寓之于田役之中尔。及其将用之，则有简稽焉，有蒐狩焉，未必皆可以即戎也。自汉以后则无法度矣，直料民取之而已。故陆逊部伍三部，强者为兵，羸者补户，得兵数万。惟不养兵，故强则用之，弱则舍之，无所不利焉。唐自中世始养兵，故兵少不免于募，兵冗复不可去。五代周世宗及我艺祖以能大饬威律，区分健懦，兵少而国遂强。今骑卒之骄惰者不可战，新收之短怯者不能战，不亟汰之，国何赖焉？然今之疲惰十而一二焉，可汰也。今不止于十而二三，几于十而四五矣。夫十而四五，是可汰者几半也。夫汰其半能使兵力强无害也，汰其半不免兵益少，则共骇矣。盖古者虽配民为兵，其实多力之虎士、禽敌之枭俊则必取之奇杰材豪之中，而非闾阎窭人弱丁之所能有也。故古之英雄欲振其军声者，必先自治其不常有之兵，而后不藉夫常蓄之士。夫不常有之兵为我用，则疲惰者不择而自去矣。故曹操之兵非强也，许褚为之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，其人皆淮蔡间所畏惮侠客武士，故曹得之而兵强。谢玄之兵非强也，刘牢之为募劲勇，何谦之徒皆以骁猛应选，号北府兵，能百战百胜，敌人畏之，故谢玄得之而兵强。齐高欢之初起，兵亦非强也。高敖曹兄弟为之自练乡曲部里，得东方老等三千人。当时以敖曹为项籍，而其左右亦无不一当百者。高欢得之，兵又强焉。夫此三人以能先得夫不常有之兵，使之征伐四克，无藉于所素蓄之卒，故其去留多寡皆不能为轻重。今天下知兵之不足用矣，而未有能收拾奇才壮士，异其军号，选练校试出于正卒之上者也。约计两淮襄汉之兵折伤彫耗，分布不敷，又欲从而汰之。夫愈汰则愈精，智者之所共知也。愈精则愈少，人情之所未喻也。使吾朝汰而夕有以益之，犹可以及事也。朝汰而夕有缓急焉，而其兵未及补，则不几于无兵之可用乎？夫无兵之可用，孰若有兵而尚可训励哉！昔河东军骄，李克用曰：「今四方皆重赏募士，我若急之，彼且散矣。俟天下稍平，当请治之」。克用斯言近姑息矣，要之亦有见焉。夫势急则计生。今何不重设赏格，亟募四方之伉勇耶？得伉勇二三万人自为训练，不相参杂，则今之兵中庸者可变化，其怯下者直斥之无畏矣。不然，则州兵已发而复归者，且当四集以为声援；沿江之团结而复散者，所宜联合以严捍防。兵非不堪擐带者皆无庸弃焉，训而用之可也。夫此六者，其目也；议论难一，其纲也。虽然，亦岂难知哉？盖大义者，立天下之训也；至仁者，得天下之本也。无大义，则何以建立人极？无至仁，何以迓续天命？然有以兼爱夫生灵，则祖宗之雠耻不患无时而不能洗也；有以休息其烦劳，则士习之偷惰不患无时而不能振也。盖养其民而俟时，则仁立而义在其中；徇其名而亡实，则仁失而义无所据矣。故其要在弭争而固本，其势则戒于舍易而求难。若夫究极其取舍之原，而欲不差其难易之辨，则在于三者而已。一曰操术欲定，二曰求助欲广，三曰授任欲明。何谓操术欲定？凡欲经略大计，要须先定此心，且前日所以履危蹈难若不获已而为之者何耶？得非不忍王业之仄陋，冀凭国威以雪积憾耶！今日既已陈师鞠旅若不可已而欲已者又何耶？夫亦以屈于时制于力，不容不斟酌进退以息民耶。夫此心终始一出于为国为民，则功固不可有矜大之色，不效亦不必过有歉然不满也。盖歉然而感悟，则必引前而监后；歉然而惩创，则或恐用后以偿前。引前而监后，则进德之基也；用后以偿前，则多事之根也。元昊之役，范仲淹不欲出兵，韩公琦欲大出兵，于是大将违令而好水无功。是役也，范公仲淹固守观衅于计为长，韩公琦不堪元昊之凭陵，独决策以当之，于是勇过范仲淹矣。然韩公琦所以大过人者，乃在不求必胜以塞好水之责，而能翻然共守以就仲淹之持重，此其所以卒服夏人也。颜子，大贤也。孔子不称其无过，称其不贰过。盖过则一尔，以为非过也而求二焉，则并为贰矣。王公安石诋流俗而法先民，考其言行不合者寡矣。然新法卒流患于后世者，失于固而不回也。况兵，重事也。虽一胜一负，所失相当，然彼之失亡者未见，而我之创残者共知矣。既竭国力而为之，而显效未睹焉，于心能不慊然乎？以邓禹之贤犹以疲兵徼胜，以诸葛亮犹不能禁昭烈之东行。本救一失，乃成二过。迹其所以，皆由慊然者为之。不知禹益之班师振旅，但知义理之当然，初不以为戚戚也。夫欲弘济艰难，必须有以对越上下。欲求对越上下，莫若推爱民之心而捐胜物之忿。且日者边未撤警，西陲事作，虽螗螂怒臂以干资斧，然未易以折箠定也。曾不三旬，凶渠授首。已而地奋鸣霆，天垂甘霔，穑事有望，旱势顿苏，不终朝间，人心闿怿。夫此非无故而然也，意者吾君臣之间必有严恭祗惧不复佳兵之意，是以一念感召，天人协应。夫使常存是心，则何兵不弭？何事不成？夫人心所同谓之顺动，动而不顺则祗悔从之。且今日用兵之骚动，与绍兴遏敌之久长然。当绍兴而主和，虽小人以为耻。处今日而言战，虽君子以为非。人心所同，天意可测，况复所在震摇，莫有固志。甚者三百年所无之事，忽见于勋家世将之门。今其幸已歼殄，然此非小故也。夫人之智力岂无不及天之仁爱，乌可使穷哉！今内修保捍之备，外揽权宜之策。请和而敌不敢桀，则我不失其故步；和而敌不渝盟，则我得蓄其余力。一念之烈，南北息肩，则可以动天，而况于人乎！若曰：「敌实非强，我难遽弱。只如南北，岂待通和」？此至言也。薳启疆有言：苟有其备，何故不可？但恐议论起仆，转更差移，依凭空旷，坐縻岁月，倏忽防秋，胜负无常，国有兵事，三年不解，忧不在边尔。且夫南北未易混一也，长江未易飞渡也。敌不复和，亦将何为？然宁使力有余而惜许和之早，无使力不足而恨议和之迟。自古惟汉和番，不闻番和汉。此虽外国之言，然汉高帝、唐太宗皆甘为之，是切不可待之以不足畏而姑付之相持。相持之日久，难之中又有难焉，则计不纾矣。既盟之后，主上朝听昼访，广求民瘼，抚疮痍，集流散，恤孤逮寡，优农重谷，勿使琬圭之使驰而疆候弛，鼙鼓之声息而歌颂兴。君臣上下当持此心，如临渊谷，如事上帝，则国命延永，主势尊安，华夏辑睦，顾不美哉！何谓求助未广？夫势转急则思之当益精，患既深则虑之当益至，咨询不遍则无以察议论之偏，图揆未周则无以得事情之实。昔费袆往救汉中，于时羽檄交驰，人马严驾，袆与来敏围棋自若。敏曰：「君信可人，必能办贼」。观袆所为，亦何异于谢安？然虞喜着论，以为君子当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。袆当大敌，不宜示己有余。乃知作事虽以静镇为先，静镇必以广谋为本。今庙胜潜运，庸庶难窥。若采负薪之谋，则尚多恤纬之虑。且西土既平，敌气慑夺，和固可必矣。或谓筑室反耕，奸谋虽沮，彼方愤愧，和或未可知。天时将热，所余逋寇驱之诚易矣。或谓堙堑周严，郛闬重闭，既非翳行窃步所能入，复恐以小害大而妨于和。汉东残弊，兵将孤怯，形候蹙弱。或谓向去御寇，尚可寒心。某郡糗粮当及时而峙积，某所薪刍当先期而计置。旌擢统帅，恩固优矣。或谓士卒赏缓，他时警息，尤欲使人津遣流庸，费固多矣。或谓已去复来，委厄捐弃不绝于路。淮东之漕运近者水浅舟涸而民重扰，江东之给馈苦于地广民稀而人惮行，以至斥堠不明，失亡隐蔽，楼舰重迟，铠仗不全。凡此多端，独视难周，独听难遍。窃谓事之勤劳，本为国家，所当四辟公门，无恶下问；并集良规，以广忠益。庶几覆塞上通，轻重中节，而喜虚务诞之说不得进矣。今告猷弗遍于群下，任责独在于庙堂。庙堂非无并包翕受之意，谦虚尽物之诚，以为几谋不密则未免害成，作事张皇则人情先扰，是以一切独运于身而以静镇之。士大夫幸其不闻不知也，于是习为模棱，以蕲省事，相顾以目，相示以意而不敢言，道路不察，以为上下熙熙，不以为忧，则又浅矣。庙堂既已独运于身，旰食忘疲，困于力之有限也，于是文书之颁授，案牍之施行，其势必有所归，道路不察，以为胥吏得预于其间，则又诬矣。要之士大夫未尽谙边琐，然终有忠厚之助，胥吏岂无晓畅事情，当预防其干紊之源，涓涓不塞。近事未远，可不戒哉！何谓授任未明？夫文武一道也。不知起于何代何人，分为二事，离而并行，因使󲦤绅不知兵，兵亦不属之儒者。夫分而不合，故不经履练亦不能知。近代惟杜黄裳、裴度能用兵。黄裳自擢第即主郭汾阳留务，大将李怀光已頫首受事。故当刘辟之讨、动中机会。裴度自为小官，即佐幕府。元和七年自知制诰宣慰魏博，又五年始出讨蔡。盖始终周旋其间，方建大将旗鼓。本朝自西事起，夏竦在泾原，范雍在环庆，最号晓练疆事，皆不能当。已而韩、范始身任之。然当时吕公夷简当国，欧、富、张公方平任论议，文公彦博、庞公籍皆有重望，尹公洙、田公况又佐翼其间，所谓本朝第一等人无不聚在西陲也，而仅克支吾。盖武昭不素，文德有余，积靡使然。向微诸公悉力共守，岂特关中惊震而已！且兵，合变之事也。儒者所得而学者，有制之兵，可用于守而已。今寇深于曩日，而谋杂于两端，规模未定，更代徒劳，得非当守之时，未免歆羡于战狃和之说，遂并与守而忘之与。夫未能守则乌可战？守不固则何以和？曷若以守为本，以和为权，置战于不可轻用，使人皆得以效其智能耶！今纷纷去来，几于临敌而易帅；晷刻有限，坐视单弱而莫之为，何以为一旦之备哉？夫操持定则趋舍不惑，求助广则事情不蔽，授任明则措画有所，舍一难而就百易，何惮而不为？嗟乎！共此戚休，如一舟然，往者无及，来者犹可为也。方靖康敌退之后，海内倾耳以听修戎，意以为必无食顷之暇也，而所见矛盾，各执一偏。征兵者以和为非，议和者以守为无益，相持未决，而太原之围终不解也，兵翔河上终不悟也。然则前日之事虽殊绝，今日之举可不监乎！夫所贵于干将镆铘者，谓其能立断也。若旷日历久，则为失机矣。今机未尽而力可施焉，毋诡所难成，毋玩所易迈，毋倚所无备，亟图耆定，保乂皇家，其犹有及乎？《诗》曰：「心之忧矣，不遑假寐」。《易》曰：「断可识矣，焉用终日」。《孟子》曰：「幸而得之，坐以待旦」。夫终夜以思之，不待旦而行之，事其有不济乎？愚超躐多士，获奉试言之对。惟当世之务，窾言无实，高论近名，伏念累日，莫识其衷。窃惟振国之谊，无若尽言为忠。矧逢侧席急闻之秋，岂责狂斐献言之僭？故不揆其愚而卒列之，惟执事裁赦。

夫真空不空，是有无證；寂灭不灭，是往来相。佛以权实一法，开顿渐之径，使随器而趋之，有不离道场得大智慧，有难行苦行为人天业。日月为明矣，而盲者不见睫毛；舟枻可济矣，而溺者沦于波浪。人之未有恶明而忘济者，其心一也，其途异矣。昆蚑之性，群行食啄，倦则息，触则避，求所以安乐，不待教而能也。人之于贵贱贫富寿夭得丧，不知自然之分，爱恶悲欣，廉贫静躁，纠缠桎梏，无所解脱。昼劳形骸，夜动梦寝，至于老死，且不知息。彼昆蚑知所以安乐，人顾不能也。佛之教人，推性命之际，以极天地之外，乃至观身如掌中物。传付法宝，不寓文字，是谓禅那。山岳之大，有时而泐，金石之刚，有时而刓，形器之用也。我则异于是，无去无住，无取无离，不见于内，不见于外，不见中间。自利义也，利他仁也。是谓涅槃妙心诸佛法印无上微妙秘密圆明真实正法眼藏。佛以授摩诃迦叶，传僧伽梨衣，以待补处出世，为成道之符。自是衣法相传，二十有七世香。至王子初入中国，谥曰圆觉。圆觉传大祖，大祖传鉴智，鉴智传大医，大医传大满，大满传大鉴，大鉴藏衣传法而已，大慧继之，大寂承之，其后皆以所居称。若天皇、龙潭、德山，雪峰、云门、香林、智门，其世次也。禅师讳重显，字隐之，大寂九世之孙，智门之法嗣也。俗姓李氏，母文氏，以太平兴国五年四月八日，生大师于遂州。始生瞑目若寐，三日既浴，乃豁然而寤，屏去荤血，不习戏弄。七岁，有僧过其门，挽持袈裟，喜不自胜。闻梵呗之声，辄泣下。父母问其故，恳请出家。父母执不可，师不食者累日。咸平中终父母丧，诣益州普安院仁铣师，落发为弟子。大慈寺僧元莹，讲《定慧圆觉疏》，师执卷质问大义。至心本是佛，由念起而漂沈，伺夜入室请益，往复数四，莹不能屈。乃拱手称谢曰：「子非滞教者，吾闻南方有得诸佛清净法眼者，子其从之，彼待子之求也久矣」。师于是东出襄阳，至石门聪禅师之席。居三岁，机缘不谐，聪谕之曰：「此事非思量分别所解。随州智门祚禅师，子之师也」。师乃徙锡而诣之，一夕问祚曰：「古人不起一念，云何有过」？祚招师前席，师摄衣趋进，祚以拂子击之，师未晓其旨，祚曰：「解么」？师拟答次，祚又击之，师由是顿悟。寻往庐山林禅师道场，问之曰：「法尔不尔，云何指南」？林曰：「只为法尔不尔」。师遂拂衣而退，众皆股栗。有毁于林者，林谕众曰：「此如来广大三昧也，非汝等辈以取舍心可了别也」。师辞往池州景德寺为首座，为众解肇法师《般若论》。知州曾公会以果子抵于地曰：「古人云，不离当处常湛然，即今在何许」？师指景德长老曰：「只此长老亦不知落处」。曾公云：「上座知也，不得无过」。师曰：「明眼人难瞒」。师南游杭州，住持苏州洞庭翠峰，嗣智门也。未几，曾公出守明州，手疏请师住持雪窦资圣。苏人固留不可，师曰：「出家人止如孤鹤翘松，去若片云过顶，何彼此之有」？雪窦本智觉禅师道场，智觉亦雪峰五世孙，备传琛，琛传益，益传韶，而寿继之，智觉其号也。一法同源，而地有盈虚，师之至犹家焉。决潢污，变清泚，掖躄偃，争迅驰，州邦远近，辐辏座下。驸马都尉和文李公表锡紫方袍，侍中贾公又奏加明觉之号。师住持三十一载，度僧七十八人。先是，门弟子建寿塔于寺之西南五百馀步，一日命侍者洒扫塔亭，行至山椒，历览久之，曰：「自今过此，何日复至」？左右皆大惊。众迎师还，师坚指塔所，众皆号泣。随至塔前，或曰：「师无颂辞世耶」？师曰：「吾平生患语之多矣」。翌日出杖屦衣盂，散遗其徒。有问疾者，留食，殷勤与之约曰：「七月七日复来相见。其夜盥浴整衣，侧卧而灭。时皇祐四年六月十日，俗寿七十三，僧腊五十夏。以七月初六日入塔，如师之约。呜呼，师得妙用善机，不敢诸法，能知去来、达性命。故方是时升堂皇、游墙藩者，悟性相体空，顿息万缘，为大乘法器，曰义怀、在和，凡百五十人，传其法于天下。彼遮护意根，网绊初心，背觉合尘，逐念流徙，得少为多，妄立知见，虽三诣投子，九陟洞山，师亦援手濡足，而无以救之。是犹孔子之有宰我，孟子之有盆成括，非其师之过也。自师出世，门人惟益、文轸、圆应、文政、远尘、允诚、子环，相与裒记提唱语句诗颂，为《洞庭语录》、《雪窦开堂录》、《瀑泉集》、《祖英集》、《颂古集》、《拈古集》、《雪窦后录》，凡七集。师患语之多，而其徒怆然犹以为编捃有遗，盖利他之谓也。余得其书而读之，二十馀年，虽瞻仰高行，而录利所縻，无由亲近。使得稽首避席，沾彼法雨，觉悟尘劳，庶几可教者，今蔑如之何。师辞世十有三年，碑表未立，馀杭僧惠思撰《行业录》，与其徒元圭、觉济大师悟朋继踵，褒文请铭。以予跂慕之心，重之以门人之请之勤，抑有待耶？愚公叩壤以移山，虽不量力，其诚则至矣。谨焚香再拜，系之以铭曰：

噫惷愚，背本源。一念，生二根。胜与劣，驷马奔。嗜所得，自诈谖。失大道，南北辕。艾至老，愉朝昏。正遍觉，人天尊。迷者挽，溺者掀。朝暾出，彗霾云。渴得浆，寒得薪。悟报化，知非真。趣安隐，摆客尘。王叔生，广佛事。破六宗，应弹指。法来东，非会际。信衣传，只履逝。顶五山，真法器。立积雪，殊其臂。忍非忍，得法髓。债必偿，有裔嗣。皖公潜，佛日翳。翩南游，立如椔。乞解脱，彊哉慧。攘蜂虿，神兵卫。破头峰，众云从。横六气，酾二宗。教任意，任懒融。黄梅儿，陌上童。阙七相，了诸空。圣服劳，杵臼佣。和心偈，掊争锋。夜南骛，怀是逢。帝稽首，晞下风。舟复新，叶归丛。有道得，无心通。世有承，四众依。灯相绩，埙应篪。师异禀，自孩提。斥腴隽，蹈圣梯。慈固挋，不得施。起恭孝，终苴缞。铣落发，莹质疑。汉之东，得我师。抉盲瞆，柞荒菑。昔无有，今委蛇。遇沾洽，发萌荑。淫蛙鸣，钟未簴。鱼目藏，明珠吐。岿二山，下担负。来万里，足茧踽。訇春雷，披蛰户。辩缚解，诀去住。沃醍醐，𣂏甘露。百五十，胄蕃庑。穷车辙，诵句语。瞻骨肉，轴绘素。远胡越，近杖屦。捐粗相，悉开悟。山茀郁，泉咿幽。虎迹交，鼪猱啾。塔门閟，松柏樛。天南垂，海彪彪。囊破褐，笈单裯。来环绕，五体投。名彊身，禄饱喉。狃怨憎，甘鲍鱐。睨真乘，等赘疣。庆我生，辩蕃莸。蕲诱掖，邈无由，瑑坚石，摅我忧。

治平二年乙巳岁二月五日。

夫爵人者，宜显其功；罚人者，宜彰其罪，此古今之所慎也。凡小之人犹尚如此，刁令中兴上佐，有死难之名，天下不闻其罪，而见其贬，致令刁氏称冤，此乃为王敦复雠也。内沮忠臣之节，论者惑之。若实有大罪，宜显其事，令天下知之，明圣朝不贬死难之臣。《春秋》之义，以功补过，过轻功重者，得以加封；功轻过重者，不免诛绝；功足赎罪者无黜。虽先有邪之罪，而临难之日党于其君者，不绝之也。孔宁、仪行父亲与灵公淫乱于朝，君杀国灭，由此二臣，而楚尚纳之。传称有礼不绝其位者，君之党也。若刁令有罪，重于孔仪，绝之可也。若无此罪，宜见追论。

或谓明帝之世已见寝废，今不宜复改，吾又以为不然。夫大道宰世，殊涂一致，万机之事，或异或同，同不相善，异不相讥，故尧抑元凯而舜举之，尧不为失，舜不为非，何必前世所废便不宜改乎？汉萧何之后坐法失侯，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，后复失侯，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。近去元年，车驾释奠，拜孔子之坐，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。又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赠耳，非诛之也。王平子、第五猗皆元帝所诛，而今日所赠，岂以改前为嫌乎！凡处事者；当上合古义，下准今例，然后谈者不惑，受罪者无怨耳。案周仆射、戴征西，本非王敦唱檄所雠也。事定后乃见害耳；周筵、郭璞等并亦非为主御难也，自平居见杀耳，皆见褒赠。刁令事义岂轻于此乎？自顷员外散骑尚得追赠，况刁令位亚三司。若先自寿终，不失员外散骑之例也。就不蒙赠，不失以本官殡葬也。此为一人之身，寿终则蒙赠，死难则见绝，岂所以明事君之道？厉为臣之节乎？宜显评其事，以解天下疑惑之论。

又闻谈者亦多谓宜赠。凡事不允当，而得众助者，若以善柔得众，而刁令粗刚多怨；若以贵也，刁氏今贱；若以富也，刁氏今贫。人士何故反助寒门而此言之？足下宜察此意（《晋书·刁协传》）。

臣闻晋自永和以后，中原兵火之劫未艾，而毡裘异类，纷然而割据之。苻健，氐之遗种也，而据关中；姚襄，羌之遗种也，而据河南；慕容氏，鲜卑之遗种也，而据河北。大抵江淮以北，秦陇以西，尽为毡裘之聚，晋之群臣相与熟视其代兴，而莫敢谁何。惟桓温以一世之豪，锐意讨伐，频年举众而搏战中原，如捕蛟螭，攫虎豹，不肯少容其纵。初征苻健，而遂至灞上，灞上，即今永兴之灞河也。次征姚襄，而遂至金镛，金镛，即今河南之洛城也。次征慕容氏，而遂至枋头，枋头，即今河北之卫州也。温军三出而三立奇功，批亢捣虚，直搏贼垒，其克敌制胜之功，抑亦壮矣！惜夫勇虽有馀，而进锐退速。其北伐之师，虽则入中原，而类皆巽懦观望而返。返自灞上，而关西则望绝；返自金镛，而河南之望绝；返自枋头，而河北之望绝。非惟不足以救斯民涂炭之祸，而适足坚斯民从贼之心。尝原其所以侮，金镛、枋头之失，则实自灞上之役始，深可为之痛惜也。且关西之俗，鼓义慷慨，遇真人则欣慕，闻义师则响应。故高祖入关，则争具牛酒；光武持节，而喜见官仪；宋武西入长安，而感泣愿留；广平王收复京师，而欢呼夹道。然风声之所激，虽且翕然而集，而拯救之不利，则俄亦涣然而漓。故邓禹之至冯翊，三辅益尝争赴矣；而禹之逡巡北引，则旋归盆子。诸葛亮攻祁山，三郡盖尝遥应矣，而亮之迟疑不进，则还附曹真。当其闻风趋附而鳞集辐凑者，不可不疾乘其会而慰安之也。方温之至灞上也，关中之父子兄弟持牛酒以迎劳，望官军而感泣者，无异于汉。是时苻健之在长安，仅以羸卒数千，而退保小城，其势固已岌岌。使温于此，因秦民悦附之心，鼓义师锐胜之气，如子仪阅兵南州之日，以至诚而动众，如李晟进屯渭桥之时，以忠义而感人，夫然后进旗鸣鼓，航一苇以至灞河，则苻氏之遗种，当厥角稽首，以献降款于军门。不然，则三秦豪杰，必将内搏苻健，而开门以纳官军矣。岂意温不能然，当此屯军灞上，隔长安才一水，睨视长安之楼橹，四顾徘徊而不敢进。未几而回辕反旆，轻徙降人三千馀口出于蓝田之南，此何为也哉！温之所徙，其果秦中之豪杰乎？抑亦系累老弱，而归以夸兴于江东者乎？观温之在灞上，王猛被褐而谒之，责之以长安咫尺，不渡灞水，而三秦豪杰所以不至，则其所徙者，非豪民也。夫陇上多豪，山西出将，盖风土使然。而先汉之世，又徙六国强族十馀万户于关中，是以秦之豪民日益增众。逮至西晋之末，苻洪尝说石虎徙关中豪杰以内实京师，而洪以都督流人之号处于枋头，其后苻健卒因枋头馀众以入关。又姚弋仲亦尝说石氏徙陇上豪强以虚秦陇之心腹，而弋仲以安西之号处于清河，其后姚苌卒因西州强族以兴渭北。盖关中豪杰雄盖一世，以关中之豪而复攻关中，则何往而不济？温之所徙岂真豪也哉？王猛之在当时，极谈世事，议论英发，如猛一人，盖可敌关中豪杰十万，而温款接未几，旋复谢去，卒使留佐苻坚，为晋人心腹之患几三十年，非惟不能籍猛以攻苻健，而又不能招猛以归晋室，何温之忍为此举也！大抵温之北伐，初但欲以功名取时望，非果必攻必取，荡其巢穴，而为混一华夷之计。是以其后虽再取金墉，入枋头，而旋即班师，中原之地，若不能一朝居者。其视灞上之役，同为一律。观其洛阳之役，王述谓温初无事实，徒欲以虚势威朝廷，而温之议果寝。枋头之役，郗超谓乃今盛夏之际，可以径造邺城，而温牵引日月，竟不能决，则其行兵用师之意盖可见矣。其所以威亵而不张，兵退而无怍，其兆于灞上之役乎。虽然，温之豪悍，真可以笞箠羌夷，扫除丑类，而中原三入，皆不克有终，温岂固乐为此哉？尝试循其迹而逆观之，则所以疑温之心，而启温之纵者，当时君相不为无失也。且温之跳梁暴横，固一世之老奸，而果敢激烈，亦一时之豪杰，笼络驾驭，如汉祖之所以待韩、彭者，则其智力当为国用，不然，则屏之斥之，勿使之容易弄兵可也。而晋朝诸公则不然。会稽道子之徒，顾以温有征蜀之功，疑而不用，温之众才达武昌，而遽以驺虞幡住之，攘戎之手，羁制于荆襄之间，而乃以殷浩之晚才，进当征讨之任。逮夫桑洛之败，温始拜表辄出，而朝廷止之不能，温于是有轻朝廷，而无必取中原之志。其师之迭出，姑欲辉戈耀甲，间立奇功，以服时望而要九锡耳。夫以温之才力，朝廷不能用之，而乃使温用朝廷，举十万之师，出入往来，一任其所为，而成败进退，未尝一问，卒使英雄果敢之气，变而为跳梁跋扈之祸。当时无政，一至如此！其所以不能尽复中原者，岂独用兵之罪哉？实当时君臣有以启之耳。而或者乃以为吴兵轻果，利于速战，旷日相持，则其锐气自挫，故桓温用之以征中原，虽暂能于前，而旋复失利于后，其厚诬江东也甚矣。兹故极论其所以成败之迹，而为江东一洗之。

秦建元二十四年四月八日，于长安寺中造十王慧韶感佛泥曰达遇遗像，是以赖身之馀，造铸神模。若诚感必应，使十方同福（《法苑珠林》二十二，案，建元二十，四年乃姚苌之建初三，年也。）。

有复私仇者皆诛之，将吏亡灭者。各随所亲以立后，振给长育之（《晋书·载纪·姚苌传》，又《十六国春秋》五十五。）。

留台诸镇，各置学官，勿有所废，考试优劣，随才擢叙（《晋书·载纪·姚苌传》，又《十六国春秋》五十五。）。

兵吏从征伐户在大营者，世世复其家，无所豫（《晋书·载纪·姚苌传》，又《十六国春秋》五十五。）。

往年新平之祸，非苌之祸。臣兄襄，从陕北渡，假路求西，狐死首丘，欲暂见乡里。陛下与苻眉要路距击，不遂而没。襄敕臣行杀，非臣之罪。苻登陛下未族，尚欲复雠，臣为兄报耻，于情理何负！昔陛下假臣龙骧之号，谓臣曰：“朕以龙骧建业，卿其勉之”。明诏昭然，言犹在耳。陛下虽过世为神，岂假手于苻登而图臣，忘前征时言邪！今为陛下立神象，可归休于此，勿计臣过，听臣至诚（《晋书·载纪·苻登传》，又《十六国春秋》五十五。）。

义感君子，利动小人。吾等生逢先帝尧舜之化，累世受恩，非常伯纳言之子，即卿校牧守之胤，而可坐视豺狼，忍害君父！裸尸荐棘，痛结幽泉，山林无松隧之兆，灵主无清庙之颂，贼臣莫大之甚，自古所未闻。虽茹荼之苦，衔蓼之辛，何以谕之！姚苌穷凶肆虐，毒被人神，于图谶历数万无一分，而敢妄窃重名，厚颜瞬息，日月固所不照，二仪实亦不育。皇天虽欲绝之，亦将假手于忠节。凡百君子，皆夙渐神化，有怀义方，含耻而存，孰若蹈道而没乎（《晋书·载纪·苻登传》，又见《十六国春秋》四十。）！

自是天下畏威怀德矣。君子谓司马大将军于是役也，可谓能以德攻矣。夫建业者异矣，各有所尚，而不能兼并也。故穷武之雄毙于不仁，存义之国丧于懦退；今一征而禽三叛，大虏吴众，席卷淮浦，俘馘十万，可谓壮矣。而未及安坐，丧王基之功（案，丧字当误。）。种惠吴人，结异类之情，宠鸯葬钦，忘畴昔之隙，不咎诞众，使扬土（一本作士。）怀愧，功高而人乐其成，业广而敌怀其德，武昭既敷，文算又洽，推此道也，天下其孰能当之哉（《魏志·诸葛诞传》注）？

陈逢春景茂，芥轩先生之子也。芥轩名凤，官至朝奉郎、监行在丰储仓。其为人刚直有守，与赵东野齐名于玉虹翠浪间。平生游吴履斋、包宏斋、严华谷诸公之门，诸公器之不置也。未及用，不幸蚤世。景茂幼孤，长而有立，自号曰肖轩，有志乎其先人也。夫孝者善继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者也。世之所谓狼疾人不肖子，岂其性然哉，志不存焉耳，志之所至，事亦至焉。夫肖之道亦不一矣。奋建，肖其性者也；谈、迁，肖其业者也；彪、固，肖其文者也；羲、献，肖其书者也；环、颋，肖其位者也。凡为人子者，苟有一节不忝乎其前，其亦无愧于名父之子哉。《蛊》初九之《象》曰：「干父之蛊，意承考也」。《易》之所谓意，景茂有之矣。《书》曰：「若考作室，厥子乃弗肯堂」，景茂必无是也。尚勉旃哉！

大行皇帝弃背万国，四海无主。征东大将军长乐公，先帝元子，圣武自天，受命荆南，威镇衡海，分陕东都，道被夷夏，仁泽光于宇宙，德声侔于《下武》。永与司空蚝等，谨顺天人之望，以季秋吉辰，奉公绍承大统，衔哀即事，栖谷总戎，枕戈待旦，志雪大耻。慕容垂为封豕于关东，泓冲继凶于京邑，致乘舆播越，宗社沦倾。羌贼姚苌，我之牧土，乘衅滔天，亲为大逆，有生之巨贼也。永累叶受恩，世荷将相，不与骊山之戎，荥泽之狄，共载皇天，同履厚土。诸牧伯公侯，或宛沛宗臣，或四七勋旧，岂忍舍破国之丑竖，纵杀君之逆贼乎！主上龙飞九五，实协天心，灵祥休瑞，史不辍书，投戈效义之士，几三十馀万，少康、光武之功，可旬朔而成。今以卫将军俱石子为前军师，司空张蚝为中军都督。武将猛士，风烈雷震，志殄元凶，义无他顾。永谨奉乘舆，恭行天罚。君臣始终之义，在三忘躯之诚，戮力同之，以建晋郑之美（《晋书·载纪·苻丕传》，又《十六国春秋》三十九。）。

昔夏有穷夷之难，少康起焉；王莽毒杀平帝，世祖重光汉道；百六之运，何代无之？天降丧乱，羌胡猾夏，先帝晏驾贼庭，京师鞠为戎穴，神州萧条，生灵涂炭。天未亡秦，社稷有奉。主上圣德恢弘，道侔光武，所在宅心，天人归属，必当隆中兴之功，复配天之美。姚苌残虐，慕容垂凶暴，所过灭户夷烟，毁发丘墓，毒遍存亡，痛缠幽显，虽黄巾之害于九州，赤眉之暴于四海，方之未为甚也。今素秋将及，行师令辰，公侯牧守，垒主乡豪，或戮力国家，乃心王室，各率所统，以孟冬上旬会大驾于临晋（《晋书·载纪·苻丕传》，又《十六国春秋》三十九。）。

今虽既祔之后，得以烝尝，而无殷祭之礼，有丧荐，废吉祭，祭新主于寝，今不设别寝，既祔遂祭于庙，故四时烝尝，以寄追远之思，三年一帝，以习昭穆之序，义本各异。三年丧毕，则含食大祖，过时而殷，无取于限三十月也，降安之秘，以丧而废矣（《通典》四十九，义熙三年。）。

伏以礼贵从宜。过犹不及。祀有常典。礼当据经。谨按德明追尊。实为遐远。徵诸历代。莫有其伦。自古典礼该详。无踰周室。后稷实始封之祖。文王乃建极之君。且不闻后稷之前。别议立庙。以至二汉则可明徵刘累。梁魏则近有萧曹。稽彼简书。并无追号。迨于兴圣。则事非有据。盖以始王于凉。遂列为祖。类长沙于后汉之代。等楚元于宋高之朝。悉无尊祀之名。足为宪章之验。重以显祖懿祖。皆非宗有德而祖有功。亲尽宜祧。礼当毁瘗。迁于二庙。亦出一时。且武德之初。议宗庙之事。神尧听之。太宗参之。硕学通儒。森然在列。而不议立皋陶凉武昭之庙。盖知其非所宜立也。尊太祖代祖为帝。而以献祖为宣简公。懿祖为懿王。卒不加帝号者。谓其亲尽则毁明矣。春秋左氏传。孔子在陈。闻鲁庙灾。曰其桓僖乎。已而果然。盖以亲尽不毁。宜致天灾。炯然之徵。不可忽也。据太常礼院状。所引至德二载克复后。不作宏农府君庙神主。及晋韦宏屋朽乃已之议。颇为明据。深协礼经。其兴圣等四室。请依礼院之议。

夫烝尝之礼，事存继嗣，故旁尊虽近，弟侄弗祀。君道虽高，臣无祭典。案晋景帝之于武帝，属居伯父，武帝至祭之日，犹进觞爵。今上既纂祠文皇，于孝武室谓宜进拜而已，觞爵使有司行事。案《礼》：「过墓则轼，过祀则下」。凡在神祗，尚或致恭；况昭太后母临四海，至尊亲曾北面，兄母有敬，谓宜进拜，祝文宜称皇帝讳。寻皇后庙见之礼，本脩虔为义，今于孝武，论其嫂叔，则无通问之典，语其尊卑，亦无相见之义。又皇后登御之初，昭后犹正位在宫，敬谒之道，久已前备。愚谓孝武昭太后二室，并不复荐告（《宋书·礼志》四，泰始二年六月，太常丞虞愿议。）。